有一种表情说的艺术观：艺术即感动。意旨应该是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一种富有创意的艺术形式及其系列作品,能让观(听)众感受万千、撼动心灵,无疑是成功的。面对李斌权的音乐书法,不论是展演现场直观者,还是网络视频阅读者,无不为之顺应时代,打通科学与艺术、艺术与艺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域而创造出的恢弘扩大的书法场景而感动。尽管评论界和网络中,对这种艺术形式和书家的书写水平尚有些许微词,但成千上万的知与不知书法的中外观众,惊赏着从未见过的绝艺联姻的音律舞姿、笔歌墨舞,仿佛置身于高山流水视听间,知音众众,真正让人们领略到什么是传统与现代交相融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这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这种书法创作形式,可否确立李斌权先生为“第一人”?人们可能不禁想起曾来德先生在大英帝国博物馆所作的“书乐同构”的展演,也可能想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水墨舞动的场景,但那只是一种尝试,或作为大型歌舞的引子。而真正将书法与音乐合二为一,命名“音乐书法”,让书家与演艺界同台亦展亦演,并通过现代传媒广泛传播,使这种形式完形而定格,应成为李斌权先生的“专利”。是他在理解书法与音乐本体内在相通的智性基础上,又有文化策划的职业背景,通过对现时大众审美文化的深刻把握,瞄准如何将传统书法容入流行文化中,以求更大更广的普众所做出坚定的努力。他不仅有慧眼,而且是有胆识的。若非具“独闻之听,独见之明”,怎可那么自信地将“无声之音”与“无形之象”两码艺术异形并存、通神会一地亮相于各地的最高艺术殿堂。

　　按照现代哲学“关系——结构”的理论,艺术风格则被看成是不同行动者在不同情境下竞争注意力空间的产物,其创造性正是产生于以前互不相关的风格(网域)的交集和转换中。借此理念作为李斌权先生“音乐书法”的形式语言的诠释颇为切合。音乐诉诸听觉,是纯粹的非造型时间艺术;书法诉诸视觉,是以汉字写意符号为表现对象的抽象线条造型艺术。“音乐书法”的形式显现,是直接地将音乐与书法两种不同形态的艺术建立关系,关系的成立缘于二者的时间性、抽象性、节律性、表情性的通感效应,难能可贵的是李斌权先生总能将书写内容与音乐曲目对应,书写过程与演奏过程同步,自然而非生硬地让视听艺术得以异质同构,实现了声像结构的完型形式的艺术创新。在这个结构中,书法作为展演的主体,其自身的音乐通感潜质,不再停于众所周知的“无声的音乐”、纸上的舞蹈“的音乐性,而是在音乐的鼓舞、陪衬、渲染、烘托中,更增添了书者笔墨飞舞挥运的艺术感染力。当然,也正是书法作为展演的主体,作品的成功与否是要取决于书者的书法功力和创作能力。就此而言,创作主体李斌权先生能在众目之下,面对壁立的巨幅宣纸,保持淡定自若的气度,一手端着墨池,一手握者长锋大笔,随乐而起,举臂题壁,进入忘我境界,那支富有弹性的软毫毛笔的笔性被发挥到极致。此非书法大功力的积淀,岂可为之。其实,书法与音乐相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书法具有音乐能再现心灵的一切的特性。德国音乐史学家玛克斯说过：“音乐不能叙述和说明你是什么人,但是你心灵的一切活动,只要是明确的,它却都能再现出来、表达出来。……这是无穷无尽的独白,但却充满着对话的、辨证的内容,……”。李斌权先生的作书过程,亦即书家的独白,“充满着对话的、辨证的内容”。书法艺术酝酿的时间长,挥笔作书的时间短,强调书写过程的连贯性,尤其行草书要能一气呵成,使人的心灵一切活动获得本然显现。这应该是李斌权先生当下书法“技进乎道”的明显特征。况且举臂仰书,水墨倒流,还要与乐章合拍行进,那根自由自在、阴阳陶蒸的墨线,只能凭着训练有素的书法直觉思维,作出瞬息万变补白,“由人复天”般地做到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其间没有半点的犹豫、矫情、委靡,实在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之喝彩!他的固执追求,某种意义上讲,既有在托古改制意识下让人们领略到大唐盛世的景象,又可以让人们感悟到现时书法文化所倡导的书法正大气象。

　　“音乐书法”的展演和传播,不仅是当下文化社会学的意义,笔者以为更具艺术教育学的意义。我们现当代艺术教育之所以难以被引起重视,非独教育的外部社会(尤其官方)对于艺术缺乏人文本质的理解以至惨淡经营,而且艺术教育内部更需要作出反思和批判。面向全社会为对象的艺术教育,其要义不是为了塑造出一个个艺术家,而是为了培养出大多数具有欣赏艺术能力的人。李斌权先生正是立足艺术的立场,将浓缩着中国哲学美学精义的书法融化在人们喜闻乐见的流行音乐的大舞台中,定然会使得广大观众在分享着这种综合视听艺术的新形式快感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培育着懂书法的人。

　　“音乐书法”拓展了书法艺术的发展空间,也留下了许多有关本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学术空间……(傅爱国 中国书协书法教育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