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些作家首先使用白话文写作的时候,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灿烂的前景。那是一场真正的前卫运动——因为她拥有很大的后继者。而当今的现代艺术家并不如此,它们也打破了固有的语言模式,作为艺术圈内的我们,作为一批专门家,我们常感到为难。我们想读懂面前的作品,我们常需要阅读洋洋洒洒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难懂的语言的专著以及了解作者几十年的艺术历史,而当我们老老实实地理解这一切时,却发现我们不再有必要看他的任何一件作品。

　　人类文化的积淀已经足够丰富而且会更加丰富,一个人无论多么热爱文化和艺术,他所能容纳的实在有限。无论你多么富于幻想你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人都完全有权利拒绝了解一件语言难懂或需要太多时间才能读懂的作品,对于任何人来讲,世界上至少还有成千上万同你的作品差不多同样重要或者更加重要的事情,要想使大众不对现代意识完全丧失信心和兴趣,精练的语言和可读性有必要作为一条原则来对待。

　　现代艺术是少数人操纵的一场大后退,无论你如何标榜前卫也不会有更多的后继者,我们走进了死胡同。

　　我们得学会重新尊重大众,这包括尊重大众所拥有的局限性,所拥有弱点的权力,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大众有可能付出的时间范围和有可能接受的语言范围中工作,我们得精炼得再精练一些,通俗得再通俗一些,就是说,得多讲人话。

　　人类发展对语言的要求是越来越简单,越来越通俗,现代艺术的语言却越来越繁杂越来越难懂,似乎越重要的作品越重要的人物就越需要更多的谅解。这会将过去大众以为享受、以为体会的美好变成一种负担,大众不得不离开它,那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存在下去,难道仅仅是作为一种就业手段吗?

　　现场之外2

　　人类文明发展了,发展到一个画家为芸芸众生构筑整体大灵魂都被看做谦逊而又谦逊的了。每一个成功的艺术家都认为自己是在为今后的人们制造历史,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有义务改写文化史,不再有或者很少有人屑于体会人生的美妙或者人性的妙处,就仿佛一个水果市场,没有人能买到苹果梨子,但有成百上千卖水果的。我们如此不尊重人的存在,如此瞧不上人的愿望,那么我们作为众多如此不重要中的一员,我们自己以为重要的思想会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的肩膀负担不了那么重的分量,以我们狭隘的满是弱点的个体建筑比起文化史来,我们必须学会尊重别人以及尊重自己,大家努力做好那属于自己的事情,历史将会告诉人我们建筑了什么,那么你作为一个人的痴狂怎会为亿万人所尊重呢?

　　艺术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从乐观积极的角度看,艺术家越来越不拘泥于琐碎的儿女情长;而是为了文化史做作品,为了开创前所未有的作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将艺术当作投机,当作赌注。人太聪明了,人可以根据文化史、艺术史下判断,可以根据如何成功下判断,然后决定如何行动和拿出什么样的作品,以为总有人成功,总是有人获得巨大的成功,这比杀人越货或者兢兢业业地制造奔驰汽车或者编织衣锦合算得多。这种榜样激励后面的人义无反顾地去投机,去判断行情!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打出自己的宣言张扬自己的旗帜,这种风气之初也许是真诚的,但是现在就不一定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人太聪明,怎么啦?怕观众在你作品中看出空洞?想借嘈杂转移观众的注意力?怕安安静静中观众在别人的作品中看出你作品中没有的妙计?艺术家抱怨大众对于艺术的关心太少,越来越少了,可是你只同成功、名声、金钱交流,你视人性为无物!我们认识到那种只懂赞美的文革艺术的虚假,可现今只同成功、名声、金钱交流就不假了?人呢?人的存在呢?人是什么东西?人和人怎么了?人心怎么了?人的状态?人性的主体对于我是至高无上的理由,我梦想那些深邃高亢的艺歌嘹亮中关注人性寻得一片安静,作为我们这种父精母血生就人、无视人的存在总是件不落忍的事。

　　艺术家从威尼斯回来明显地持有乐观和悲观的不同态度,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乐观的情绪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理由,首先你得肯定自己的工作价值,第二,你的工作价值需要外界的认可。外界的认可包括学术界、新闻界、普通大众、收藏界也就是经济方面,这要看画家认为哪方面更加重要。就我个人,我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价值,从参加现代艺术大展到威尼斯双年展,每一个展览文章都能表明一点学术界的态度。自己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介上被大量介绍;在威尼斯会场以外均有观众拿着明信片要求得到签名;想收藏作品的博物馆、收藏家和朋友比我拥有的作品还要多;作品不会压在储藏间里而是在世界巡回展览……如果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有点不满那就有点装孙子了。那么我为什么不自信呢?如果只是画家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她很有可能是疯子或妄想狂;如果自己都不敢肯定自己工作的价值,他当然不会是疯子,但我们也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关于民族主义你怎么看?

　　我更喜欢民族性。在现时基本上还是以民族划分国家的时代,我说自己完全是国际性的或者欧美性的肯定是扯淡。但是现在各种交往如此频繁,假如到了地球上分不出种族时,再说民族性也是扯淡。对于我个人而言,很怀疑参与讨论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每个画家努力解决好自身以为重要的问题,许多画家努力的结果构成一种整体意义或者呈现出一种整体面貌。我希望观者直接面对我的作品,不希望别的因素干扰这种安静的交流,我只想管好自己的这部分工作,所以,我以为持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态度工作比较好。不人为地夸大、也不人为地消灭它。

　　常有朋友问我：“你是为自己画画还是为别人画画?”我说：“我是人呀”。

　　这种问题常使我大为迷惑,几千年的人类文化史看来并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无论你被封为、称为何物,无论你虚狂到何种程度,你是父精母血养成的人是基本的事实。因为爱自己而及于爱别人,因为尊重别人而懂得尊重自己,应是人性中起码的常识。中国人说：“狗通人性”,难道人反倒没了人性?难道因为自己是艺术家,就可以放弃起码的人性,将人分为观众和自己,将自己视为不通人性的怪物?

　　但凡世界上的人类还分做朋友和敌人的时候,就总不免有屠杀。假如我们从无朋友和敌人的概念,我们只感到自己枪口面前的是同自己一样的人,会是什么样子?

　　假如奔驰公司的人从不想：“假如我坐这辆汽车会有什么问题?”而只是考虑这是为客户生产的,又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周围到处有假酒、假药,那些制造假药的人是否也具有起码的人性,时常想到自己的孩子也会生病、吃药?

　　艺术家本来是用心体会人心的人,现在却越来越危险了,他觉得自己不是人,或者观众不是人,那么爱意和温情又可能从何处生呢?

　　如果我们不想欺骗谁,假如我们朴实、细致地体会自己所欲和所不欲,我们就尽可以大胆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创作,你用人的思维去思想,你用人的感情去创造。而那些观众,那些人,亦用人的思维来理解,用人的感情来体会,没有创作者与观众的隔阂,只有人性交融的努力。

　　现场之外3

　　技术仿佛是为了帮助艺术家完成作品才有存在的理由的,因此,艺术家选择使用技术是自由的。

　　简单地分析,供我们选择使用的笔触可能有几十种,我们却只能选择少数。

　　同样一个形象或者物体,可以用黑白、用红、用绿、用紫、用黄来画,完全用不着考虑自然界中原本的颜色,只要你做的选择能够适当地表达你所需要的主题。

　　你所借用的场景在自然生活中会有许多具体的物品。比如十个杯子,当场景被转移到作品中,你可以让它拥有一千个杯子或者是一个也没有。

　　所以你的选择方法是五金的,能帮你实现目标的技法却是非常具体的。正因为路比较多,选择出哪条回家才特别难。

　　只有为自己所欲是规定选择技法,其他莫名其妙的规定是扯淡,别人因之成功或者时下流行的技法都是扯淡。

　　小荷才露尖尖角——在这个环境里,没有什么能阻挡它露出绿色的尖尖角来,当没有什么力量能再阻挡它的时候,它自己便枯萎了。

　　有些人总是给他人很多,只因为他是泉水,取之不竭,或者他只是泉眼,自己一无所有,却有那么多他处财富从泉眼里涌出来,交给别人。有些人生活很仔细,很怕别人从自己这里取走什么,只因为他不过是个水缸或者水桶,他只有那么多财富,勉强自给,水缸永远不用惭愧,这已经很好：

　　什么能满足干涸的泉?

　　任何什么都能满足水桶。

　　以自己的心变想别人的心,

　　以自己失信相信别人失信,

　　以自己前后不一想别人,

　　以自己不断更改、替换过去的理想想别人的变化,

　　人的悲哀便在这种状态中不能自拔。

　　一定要成功,只有成功了,才能在餐桌上放屁拉屎而别人还陪着笑脸。

　　关于真诚是没有意义的。

　　通过技术表达感情,而不是摆出什么姿态,装有感情。

　　不知冲锋没希望,只知冲锋不知规避,在冲锋之前已经是死人。

　　现场之外4

　　“我们家住楼房,狗老叫,邻居会有意见”,顾客说,“如果您真的爱狗,这不是问题,您瞧这条。”狗贩子一面说一面从狗笼子里抱出雪白漂亮的卷毛狗,那狗高高兴兴地冲狗贩子吠着。

　　“过去我也住楼房,我特别爱狗,邻居有意见。那好办,我们把它们抱到兽医站,一下就把声音给做了。它使劲叫,就是没声。”

　　“上日我把家里的狗杀了,出来百十来斤肉,一大锅,真好吃。”甲说。

　　“你小子连狗都不如,狗还不让咬主人呢,你怎么连自家的狗也吃?”乙骂到。

　　“养狗的时间长了,培养出来感情同家人一样,我从来不吃狗肉。”丙说。

　　“那不成傻子了吗?放着香喷喷的狗肉不吃,装什么伪善人?”乙再骂。

　　“那该怎么办呢?”甲、丙问。

　　“我想吃狗肉的时候,就约几个朋友晚上到外面弄条狗吃,可有一条,咱不但不吃自己家的狗,每次在外面吃饭,还必得给狗带大块肉回来。”乙哈哈着幸福地说。

　　饭店里的笼子里的猴子有着很强的不利于饭店生意的想法：它们一点都不愿意顾客点猴子吃。

　　饭店里的笼子里的猴子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但是它们每当开门就很害怕,尤其不喜欢陌生人向他们走来,它们希望又害怕老板打开饭馆的门,那时它们会有吃的,又会有人要吃它们。

　　它们既害怕又希望客人们多点几道菜,那样他们可以有更丰富更多选择性的事物,但自己有时会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老房子下面有一个很大的转砌的洞,那个洞里曾经生活着很多野兽。

　　爷爷那辈子的故事说那洞里居住着猫王,管辖着成百上千只大猫小猫同这里的居民。

　　爸爸说曾经有过皮革贩子在洞中捉到了几十只猫,扒下的猫皮铺满了整个花园,但是那个由此发了财的皮贩子再也没有出现。老辈人说会遭报应的。

　　孙子问我那些猫和洞在哪里?“猫还在洞里,可是猫太脏或者太闹,或是太浪费粮食,所以大家在放假的时候抽空将洞砌住了。”

　　“其实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你家的狗在哪里”邻居说:“咱们村子里去了好几番人,想把狗领回去。可是狗不认识他们,还咬他们,所以那个老头说只要是真主人来了,我一分钱也不要,会把狗还给他们,那老头说他记得捡狗的日子,谁也骗不了他。”

　　那邻居领着家里发情的狗请我们家那又高又大又漂亮的狗帮忙,在确认自己的那条母狗的肚子里已经有了价值几千元的小狗后,才好心地告诉我。

　　老王带着年货回家。

　　“这是给爷爷的。”

　　“这是给奶奶的。”

　　“这是爸的。”

　　“这是妈的。”

　　“媳妇,这是你的。”

　　“还有儿子的。”

　　“这是给狗的,新年快乐。”

　　老王拿起一条崭新的狗脖套链子,望着栓在柱子上的狗道。

　　此地有吃毛鸡蛋的习惯。所谓毛鸡蛋,就是孵化破壳前的所谓鸡蛋。当地人将这样的鸡蛋取来加工食用。差不多天底下万物涨价的时候,毛鸡蛋却降价了。

　　“为什么?”顾客问道?

　　“科学了呗!在孵化的过程中用机器那么一扫,不断地把公鸡蛋挑出来,本来是没有用的东西,如今又有人花钱买来吃,还不便宜?”摊主说。

　　“我说现在怎么见不到公鸡了,原来市场上的鸡蛋全部是公的?”

　　近来时兴养锦鲤,所以锦鲤价贵。

　　B先生逛鱼市,见浴缸里几条红鱼,愣了下神：

　　“喂,老先生,买两条锦鲤回家养吧!”买者说。

　　“这是草金鱼,你怎么说是锦鲤?”B说。

　　“闲着没事,逗呗!”

　　转了一圈,B先生碰见A先生。

　　“买了几条锦鲤”,A说。

　　B先生看了那几条红鱼,“你也跟我逗乐呀,这是草金鱼。”

　　“可卖鱼的说这是锦鲤呀!”

　　现场之外5

　　我才记事的时候,经历了被仇恨毒害的人们的许多恶行,人们相互屠杀、殴斗、揭发、告密,连几岁的孩子也不能幸免。

　　同时,在我们小小的被打倒的阶级家庭里,父母兄长的爱护,使我在可怜的角落里体会了极多入骨的人性亲情。

　　我生适其时,从小看到罪恶们如此茂盛,随着年龄的增长,又看着罪恶们日渐萎靡。这样的背景给了我更多机会对人性做活生生的考察。我很幸运,但因为这幸运以无数生命经历残酷为代价而显得难以承受。

　　我无法从对人性展现的神秘莫测的惊愕中清醒过来,这使我只能从人性而不是纯粹艺术的角度考虑艺术问题。童年时我不能随便出门玩耍,阶级出身使其他小朋友有理由随时侮辱、殴打我,为了哄我待在家里,父亲常买些新奇的绘画本、笔供我涂鸦,又为我找了几乎不会画画的绘画老师,这是我最终走上艺术之路的第一步。我不太深深地爱艺术,我的努力是用笔描摹体会到的人性,就像摄像机拍下面前的景物。

　　我沉于对人性的迷茫,常看到仇恨比爱更易于在我们心里植根。比如说我们恨俄国人,他们曾将我们的同胞一群群地绑起来赶到冰河里……我们恨日本人,他们在南京搞禽兽不如的大屠杀……我们恨英国人,他们用洋枪洋炮强迫我们吸食鸦片……我们恨不劳而食的剥削阶级……剥削阶级的后代们自然也恨毁了创建自己家业的人们,等等等等。当灌输给我们仇恨的人想再教我们些爱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应当爱自己的教师”时,我们想,不正是它教给我们仇恨一切吗?他不正该自食其果吗?

　　我们恨某一人某一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么多人在不断灌输仇恨。

　　但可怕的并不是有人宣扬仇恨,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居然都那么容易接受仇恨。

　　所以我们很愿意仇恨那些灌输仇恨给我们的人,这就很容易开脱了自己的责任。

　　人性是一片活土,长鲜花也长毒草,人们只愿看到鲜花,所以经常只看到鲜花。人为此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人们理应面对现实,清除仇恨,像农户清除毒草,护理粮田那样。

　　我们先不用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分出鲜花与毒草,我们先得有足够的勇气承认,人性中的罪恶,并不少于良知……

　　现场之外6

　　我生在邯郸市城关,但我记事时已是铁路大院了。起初是一个真正的院子,它的周围被一堵严实的土墙围着,院子里密密麻麻地一片低矮的平房(小时候并不觉得低矮),住着几乎全部铁路系统的工人、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据说有两万人口;它的南北长大概有二千米,东西大概有一千五百米。

　　虽然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但在真正可以称为院子时我却没有对它留下一个整体的印象。尤其是它周围的情况。

　　大致是这样的,院子的东面是铁路机务段和工务段、电务段、火车站、京广铁路等。西面则是邯郸市最大的企业——钢铁厂,这是一个中型钢铁厂,也是一个大量释放污染的工厂。我小时候生活的自然环境大体是由东西两方面造成的。院子的南面隔着铁路中学的院墙是拖拉机厂,因为南面是于我家最远的地方,所以我极少有机会到那里和了解到那里的情况。

　　当时我们家的房子在大院的最北端,后面再有一排房子就是那道结实的土围墙了(后来在北面又加盖了房子,围墙被拆了)。越过围墙,是一片对孩子们来讲非常大的坟地,长满了鲜花和草,最初是非常整齐和富有诗意的,至少是充满了活的人对死者的恋念的情意。坟地的后面是一条小河,起初非常清澈,水源是西部山区泉水和雨水,河里很多小鱼,尤其多有青蛙、蛤蟆,河上多飞着蜻蜓和蝴蝶,每到春夏,那里是我们的乐园,捕捉蝌蚪和蜻蜓的那种意境,除了在回忆里我从未看到过像真实那样有诗意的描写,河的北面,是孟仵村的两个马车队,那里的稻草等是诱捕麻雀最理想的地方,再往北则是新孟仵村,一个很小,对于我们也是很危险的地方。

　　真正的孟仵村在我们加的正西四百米左右,被邯钢挤在东北角上,在孟仵与铁路大院之间,是开阔的麦田、菜田,这是一片非常危险的地区,是铁路大院与孟仵村之间打休的战场。

　　我们住在铁路大院三排,大概有几十户人家,而我最熟悉的,莫过于街坊们了。我们家的那溜红砖房,共有六户人家。东面第一家是毛大爷,一户南方人,文革中是失败的那派,好像曾被胜利者们牵着游街。家里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善良而讲究饮食。第二家是张家,是我们家的东隔壁,因为搬走得早,家里究竟几口人却记不清了,另一个原因是,在令人最刻骨铭心的那段时间,他们家里没有令人难忘的举措(或者不多)。我们的西面是宋家。除了两位家长,另有三儿三女的大家庭,长子来子、次子小生是我幼年、童年时期最重要的伙伴,全家善良,既无大动荡亦无大发展,而今儿孙满堂,幸福美满。第五家是张家,父母之外,有二子二女,老儿子于老黑(张桐雨)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学期一直玩到高中毕业,现在彼此太忙了,难能见面了。最西面是高家,妻子的名字叫方秀兰,与我父方秀岩几乎同名,应是同家的亲戚,相当长时间是我们家最要好最勤于走动的人家,家长人称高胖子,我印象中善良而倔的一个人,后来因为我所不能理解的原因两家变得颇不友好了。

　　后排的人家要比我们多,由东而西依次是①韩家,善良、朴实的人家。②杜家(?)善良而又受人欺负的一家,很早就搬走了。又搬来了李家,只三口人,母亲是子弟学校的老师,我印象中是颇受人尊重的人,大夫小李保和儿子李虎,却颇不守常规,常走在道德与不道德的边缘线上而不时到道德之外走一走。③吕家,家长之外好像有二子二女,他儿子是我小学、中学的同学,也是一起玩耍的伙伴、打架的对手和阶级斗争中的敌人。④老贵家,父母之外有三个儿子,其中老贵比我的年龄略长,大概姓书(?)。⑤郭家,家长外有三子二女,长子现在是我们城市和省的文化名人。在我们还只知打架偷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写就了至少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只是当时不遇识马的伯乐,无处出版发表,小的两个儿子是我们重要的伙伴。⑥最西面的是张家,家里的孩子中,有一个很大了的大哥和一个很小的小弟弟。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只有一个女孩儿。

　　我们前排第一家是小亮老爷家,老爷子是我们那一带热心和有些功底的文化人。②苗家,儿子小奇年龄小于我哥而长于我,是同我们兄弟都玩得来的朋友,他的大妹淑兰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③忘记了姓名,家中有一傻子(疯了)女儿,一直被关在一个小黑屋中。④往后记不起来了。最西头是周家,除了母亲外,父亲和三个儿子都是惹是非的主儿,大儿子的名字记不清了,二儿子诨号是毛驴子,对我们一般的小朋友并无妨碍,但是任何一个教师都绝不喜欢的一个学生。老三周三儿,有时是我极要好的伙伴,有时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与西头高家的小露结婚了,初听到消息时,所有的邻居都颇费了些脑筋。

　　其余主要的伙伴还有：小亮、四子、五子等,但多半是上小学以后相识的了。

　　我们上小学时,学习写作和文学的最常用手法之一,是写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作文,其中,烟囱林立、浓烟滚滚或烟囱高耸入云端或浓烟好似天上的云彩一样之类的话是必不可少的,这正好用来描写邯郸钢厂,但这只是远远望去的效果。

　　钢厂太大了,在我长大些,有足够的胆量远游之前,它的规模是想象不及的。钢厂的四周严严实实地围着一圈围墙,应当说这围墙是足够结实的,但是人们觉得它碍事时,它就到处长了人们可以自由出入的洞,就好像我们看到的老鼠洞一样。

　　这些墙和墙上的洞是种巧妙的结合,既保持了企业的尊严又无碍于实用,依赖这些洞生存的人们颇为方便。

　　才扔下了锄头到工厂里工作的人们,大都还买不起或不舍得买一辆自行车,这些凿开的洞为工人们提供了两种方便,一是有一条上班的直线距离,二是偶尔带回家点东西不再被门卫检查。

　　这些工人的家属们,因为城市发展才失去了土地的农妇们,是这些洞的主要受益者,工厂里有的是废铜、废铁、废钢材以及煤炭等等,他们现在靠自己的机智比昔日靠体力耕作合算得多。

　　我们一帮孩子,因此而得到的好处也不可低估。那时没有儿童乐园,可钢厂之中何尝不是一个大的乐园呢?在游戏中我们曾偶尔发现废锰钢和废铁,使我们得了不大不小一笔财产,使得我们一度将游戏改为搜寻,以期再得到些有用的废物,那时几乎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总是低着头走路,专注废物堆积处张望,可最后终于因为我们胆量太小,力量亦小,收获不大,而又回到了喜爱的游戏中。

　　钢厂的北部有几千平方米的废铁渣堆,对我们来讲就是铁山,最高的地方大概超出二层楼,高低不平,地形特别复杂,全部由融化钢铁时的废渣块堆积而成,每块大约有几十吨至几吨重不等,有些由浮渣和灰石结成,时间久了,一触即碎,脚踏在上面,哗啦啦似走在沙坡上,这些浮渣之中,极不均匀地分布着或锋利或刺状或方或圆的结块废钢铁。

　　铁山的北面是孟仵村,村与厂之间的墙上有时多时少的洞。我们一帮孩子,常借村民和工厂的路,到这铁迷宫去捉迷藏(长大后看一些枪战片、警匪片常想,假如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拍戏,绝对刺激),就好像踩着刀锋上的浮沙炮来跑去、爬上爬下,奇怪的是,记忆力并没有留下过从高处摔下或不幸皮开肉绽的印象。但我们那帮朋友,身上的许多伤痕自然也是记不起在哪里留下的。

　　不但是因为本性逐渐从心底深处出来或是因为周围环境的启发或是单纯的想象力的结果,一种更高级的游戏取代了乏味的互相追逐,我们一帮人分成两组,互为敌人,规定只许用土块相互攻击。大概最初是努力遵守规则的,我们从墙外的土地中取来大块的土,敲打成可以抛掷的大小(这个过程叫做运子弹),摆在自己选择的隐蔽处,也就是阵地上。

　　战争很快开始了,子弹很快就会用光,不得不暂停到很远的地方取弹药,取的次数多了,耐心也就用完了,有人用灰渣向敌人投去,当灰渣在离敌人很近的地方落下时,他们自然会发现其中的变化,于是犯规行为越来越多,知道或者一方有人员伤亡,或者一方因为恐惧而逃亡,战争才告结束。

　　几乎与懂事同时,我们学会了一种游戏手段,就是制造弹弓和泥丸,起初是用来打鸟的(在印象中好像只有找不到对手时才去打麻雀),然后就成了我们捉迷藏时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由于它的射程更远,杀伤力更大,也就愈发带有刺激,每一个手持弹弓的人都以为自己是电影里的英雄,手里的武器犹如火箭筒、机关将、奔跑或急蔽在废铁山中的感觉,怕那些枪战片里的杀手也未曾找得到吧。

　　不用爱护就疯长起来的柳树给我们提供了制造弹弓架的上好材料,几乎每一个曾经自己动手干活的孩子都是选料和制作的专家,富有弹性的橡胶片随处可寻,遇急需而橡胶弦断了时可以拿出预备好了的橡皮筋代替,那些原本女人用来扎头发和爱美用的什物,被小男人们一层一层套起来变成颇有威力的武器。

　　唯一麻烦的是泥,一般泥土过于松散做不出符合要求的泥球,必须寻到胶泥(粘土),要得到粘土必须到南面的西大屯去,那是铁路南大院南方的强大敌人,有比我们这帮小孩子凶悍得多的小战士。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强大的力量,选择勇敢而行动果断敏捷的人们,在敌人未能组织成足以同自己抗衡的力量时抢回胶泥。事实上,那些被肩扛着运回来的泥,不只做成了无数泥球还生产了大量泥手枪、坦克,在我以后同大众们打资产时,几乎再也不可能找到如此地统一纪律和默契配合了。

　　在小河周围有长期被水冲刷圆而运程的印石,在钢厂里面有溶铁滴下而成的铁蛋心;它们都较泥球珍贵,尤其是后者,如果不碰到自己的头号敌人,几乎是永远不舍得用的。本院孩子们之间,虽然常有犯规者,但总是以泥球为基本弹药的。(在我们长得更大些,这种游戏几乎变成了整体意义上的杀人游戏,由于年龄的增长,许多人可能搞到气枪,使我们由弹弓为武器互为敌人的打仗变为了一方用气枪一方用弹弓,大概因为当时的气枪压力不足,也因为持枪者的准头不大,再因为持弹弓者心里准备付出的凶狠过于持气枪者和双方潜意识里对这种游戏的危险有所警觉,除了有时气枪子弹射在棉袄的棉絮中,竟没有酿成大错,可谓万幸。)

　　钢厂的洗澡堂是我们光顾最多的地方之一,那时的整个铁路大院,好像尚没有一个为家属们服务的浴池(或者是收费的原因),我们一帮孩子成群结队地到钢厂洗澡,虽然这里的管理比铁路系统各段松得多,但能够混进去也必得一定的机智和敏捷(这在我们当时是一种重要的训练,这种训练的结果是,到了现在,我们常去偷拿理所当然属于自己的权利或者东西)。

　　钢厂的工人基本是才放下锄头的农民们,也许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浴池是一个同时可以容纳三十至五十个大人洗澡的塘子,想象一下工人在熔炉前,在搬运钢铁时的情形,不难想象当一帮工人洗过头遍澡后池子里的样子,浴池里没有今日里普遍安设的淋浴,甚至没有专门洗头的池子,工人们搓背、打肥皂等等所有的工作都在池子中进行,虽然为了保持水质,大多数人有意在池子外面抖落泥团,但池中水还是会迅速的污秽不堪,或者是为了这一切配合,浴池里安装了昏暗的灯光。

　　浴池的更衣室没有空调,甚至打开的门没有挂块门帘,不断进出的人们将门搞成了排风扇,冬天,穿衣前的那一刻的感觉令人刻骨铭心。

　　浴池的看门人对于我们这帮孩子们肯定抱有非常友善的心情,那种感情可能是一个前不久还在田中耕作的人最可爱的地方,但是依旧不能让我们在头一帮工人洗澡之前进到浴池里去,保证那些最辛苦同时也是浑身是汗臭最重的工人的优先权是他的义务。除非看门人心情太好,我们见不到浴池里的水原先是什么样子。

　　这儿有个基本概念总是需要纠正,虽然每一个人都觉得早些跳到浴池里是种享受,但并没有哪个人认真想过几十个人同池洗澡是很脏很可怕的事。

　　无论水质如何,每次洗完澡,我们都感到极轻松极愉快,穿行在钢厂的大道上,甚至感到在今日看来不堪忍受的空气异常清新。路上的工人们,看着我们在水里泡久了发白的手和脸、脖颈,常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像是很明白我们在洗去了泥垢之后心里得了些什么,也很像我们看到路上走过的那些明显洗过澡的人们一样(遗憾的是在自家浴池中洗澡却寻不到这感觉了)。

　　妇女们洗澡要较我们复杂得多,得端上各色脸盆,内中放上许多必须的什物,有点儿像小贩出门的样子。

　　孩子们成群结队到钢厂洗澡是家长们极力赞成的,但很快,越来越多的男孩儿不满足在澡堂子中游泳,潜水了,钢厂里散布各处的蓄水池被发现了,那些水泥铸成的水泥蓄水池看起来真的很像游泳池,那些苦于暑热的工人们偶尔在这些池子中游泳,这样引来了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接着又引来了厂保卫处的治安人员和领导们,把我们和工人一同从一个池子里轰走,直到所有人到一个非常大的池子里去游泳,那个大池子在南辛庄东边,周边有些围墙的痕迹,但围墙已所剩不多了。

　　那里很危险,我们年龄小,虽然遭到毒打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年幼而无抵抗力的人对危险显得格外警觉,我们除了成帮结队,还必得尾随着一帮更大的孩子,尽管更大的危险要比我们大得多。

　　来这儿的人员基本上由钢厂工人、钢厂家属院儿、南辛庄人、西大屯人、铁路大院人几部分组成。首先遇到的危险是,铁路大院人同其他两村人是长期的敌人,只要两方面人中含一两个好战分子,一场殴斗就必不可免,砖头瓦块横飞、拼死逃窜舍命追逐、头破血流的场面在水池周围经常可见,由于任何一方来此之前都有进行殴斗的充分准备,就更使这种殴斗带来阴险的色彩,有预谋、突发的进攻和在任何突然进攻下都显得准备充足的抵抗使一群群孩子们看起来完全丧失了人性,另外的危险大概是因为穷造成的,一个是偷,如果将衣物放在岸上无人照管,丢失是经常的事。另外是抢,我们较小的孩子是抢的主要对象,但只要我们跟着一个大人,或是一帮更大的孩子,这种事就不会发生了。

　　不知铁路大院的孩子们何时发现了这个大水池,当老黑第一次领我去时,一大帮朋友对这儿已极熟悉了且会在水中嬉闹,我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学会了游泳,着急加入他们之中去,迫不及待地脱了衣服跳下水,正应了中国人的老话：“不知深浅”,我立时明白了一切,其他孩子们双脚并未像我以为的那样踩在水底,那个池子足有几米深,我立刻慌乱了,不知慌乱中怎样上了岸。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使我直到大学二、三年级时才学会在水中轻松自在地游泳。也使我以后有可能领会通常碧波荡漾的意义。

　　此时我脑海中浮现出两个并挨着的大水池,好像是在钢厂中部,当时亦有非常多的人到那里游泳,但由于没有任何具体故事留在记忆中,以至于我们觉得只是种幻想。

　　当我们到大池子里去游泳或者去讨冰棍,路过一些严格保卫的水池偶尔看到一二个工人泡在其中,我们真的以为那神气只有皇上老子才会有。

　　在厂里另一个小院子中,有一个很小的蓄水池,池水辉映在一周梧桐树下,在一个污染严重的工厂里,这儿仿佛是一个世外桃源,而这个院子中的主人们,一定也更聪明,他们在池中放养了许多鲤鱼鲫鱼,每遇闲暇,他们会简单地使用一根丝线和鱼钩,钓上鱼们供应晚餐,由于蓄水池内的水是恒温的,无疑对鱼们的食欲和生长大有好处,只不知是否有污染,反正那时的人们普遍没有听到过污染这个词。

　　我经常想到这个聪明的故事和那个可爱的小院,平时我常以为只有非功利的行为才更有诗意,在这儿却决不适用,院里主人和蔼可亲,不无炫耀地表演钓鱼的样子,在若干年后我自己摆弄观赏鱼时,常想起。

　　夏天是极其炎热的,大规模的工业和对自然环境保护的极端无知,使得树木被砍伐光了(除了房子后面钢厂废水河旁顽强生长的那些柳树们),除了当时各个工厂大量发放的清凉油和仁丹外,三分钱一支的冰棍是当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经常地供给孩子们的。

　　我们中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小偷,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准备随时从钢铁厂里捡拾一些贵重金属拿到废品收购站去,这使我们在洗澡、游泳、捉迷藏之外经常到各个车间转悠,于是我们发现在夏季工人们每天用铁桶抬回大量的冰棍,于是我们开始最初的讨要,很快,这变成了夏季比其他一切活动都更具吸引力的活动。

　　起先,工人们满足于同我们开些玩笑,比如,工人让其中一个人脱下裤子,给他瞧瞧生殖器是什么样子,然后给他一支或几支冰棍,孩子们禁不住冰棍诱惑,即便最初拒绝了工人们的要求,最终也还会仿其他伙伴的榜样,乖乖就范。

　　这时,我们开始了考虑自身利益的最初学习,我们发现,若想得到大量冰棍,我们必须分散行动,不能超过四个人,最好是两个人,这同去危险的地方看电影和游泳的需要是相反的。

　　不难想象在炎热的中午,穿过几乎没有树荫遮蔽的偌大工厂,到最南面厂外去取冰棍的艰辛,工人们很容易想到由我们替他们抬回冰棍,这很像电影里的富有坏人欺压穷苦百姓的镜头,一群强壮的工人悠闲地待在有风扇或者至少晒不到太阳的地方,选另一个强壮的工人悠闲地带路,三两个弱小的孩子轮换着扛抬一大桶沉重的冰棍,只是那时我们沉浸在欢乐和喜悦中,不可能与电影中的镜头比较。

　　能够去抬冰棍是无比荣耀的事情,它能给我们喜悦和满足甚至超过想象自己为革命像董存瑞那样去做英雄,这种满足是很容易在强烈阳光下我们咧开的嘴上看出来。劳动的结果通常是我们获得了解放,不需要再像平时慢慢地舔食那冰棍,既怕吃得快了无法再炫耀,又怕吃得慢了被阳光溶化掉在地上或被别的小朋友争食,我们可以大口大口地吞食,一根接着一根,直到我们的肚子变得冰凉。

　　我们找到了那个遥远而吸引人的冰棍厂。有一次,我同另外的小朋友混在聚集在领取处前的一大群孩子中,远远的,我发现我的叔叔同另一工友抬着水桶准备离去,按照常规,我得躲开叔叔,因为家长们既不允许我私自跑到那么远的地方,亦不允许我加入讨食者们的行列,但可以痛快地吃一顿冰棍的欲望和我自己的叔叔掌握着发放冰棍的大权的炫耀使我站出来并大声呼喊。

　　三叔听到喊声,很快明白我出现在这里的含义,他的面色十分复杂和难看,首先,它很羞愧,他显然为了自家的晚辈出现在这里而不好意思,他还很愤怒,因为我的没出息,他压低声音尽可能平静地训斥我,然后令我随他到他的车间里去,当然,这一次不用我来抬水桶,在我的记忆中,我的这个叔叔难得有压抑自己愤怒感情的时候,这一次是个例外。也许正是从这儿以后,叔叔非常频繁地在工作午休或者下班之后到我们家里,每次带来一饭盒冰棍,叔叔也许希望以此换来我不再出现在乞讨的孩子群中。

　　后来我偶尔想起,在那些极度混乱的年月里,我们这个不算太小的家庭(我的父亲兄弟五个和一个姑姑及祖父祖母),之所以能够每一成员竭力自持,不去纵容和故意做坏事,正是因为这种对自身不当行为的不好意思,也许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事情之一,就是不肯原谅已对自身行为不好意思的人。

　　钢铁厂不断向西面扩大,很多地方已经被厂墙围住了,但实际上还只是广大的田野,新垒起的院墙照例不是留有豁口就是被挖出可供人进出的洞。

　　每当春天来临,桑叶开始从僵硬的树干中冒出新鲜的芽儿来时,我的或者说我们的愉快而忙碌的时节到了。我们将去年留下的蚕籽们,放在靠近炉火或者阳光充分的地方,放学后回来的第一件事,跑到它们跟前观察他们的变化。

　　它们附在报纸上,冬天,我们仔细地将它们撕成小块,夹在书页之间,放在干燥暖和的地方存起来。那些像小米粒大小的籽,起初有像小米粒一般的颜色,中间有凹进去的小坑,随着季节转暖,小坑部分凸起来,米粒们变成黑色,很快,一些比蚂蚁还小的虫子们从黑色的米粒中爬出来,身后留下已经空虚的壳,颜色像人剪下的指甲。

　　也许华北并不是适合于养蚕的地区,桑叶出芽总要晚于蚕们的出壳,所以,我们必须为这些小生命找到代用食物,这做起来并不困难,莴笋叶牛奶草和榆树叶都是可以用来饲喂蚕的饲料,只是一般认为,桑叶和牛奶草才是上品,这使得我们经常到野外和很远的地方去,为了采集桑叶。在我们当时年龄和使用双腿所能达到的旷野,或出进钢铁厂复杂的环境中,哪有一棵桑树,哪有一片坟墓(通常有坟墓的地方定有桑树),我们了如指掌。

　　西边孟仵村里和周围的桑树是我们不可能指望的,我们同他们村里的儿童有旷日持久的战争,没有大人的带领,没有人敢贸然撞入对方地界。

　　钢铁厂里的桑树很少,但距我们家很近,所以,很多孩子都知道它们。等到桑叶发芽的日子,众多的孩子差不多同时守候在他们旁边,桑芽才冒出树干,就会被摘下来。

　　终于有一天,当我和另外一个孩子企图观察一下是否有新芽长出的时候,另外两个更大、更强壮、更野蛮的孩子向我们宣布说,这儿的桑树已经归他们所有了,如果下次再发现我们到这儿来的话,他们绝不客气。

　　我们希望为蚕们采集好的食物。我们必须到更远的地方。向东,我们需经过整个城市,到达城东的农村是不可想象的。向南和向北,我们必须经过若干敌对的村子,任何一个村子的任何一个孩子,一旦发现我们,都会导致我们被打得鼻青脸肿和被抢劫一空。唯一的出路,就是从复杂的钢铁厂里,摸索出一条向西的出路,一点我们从西墙的洞里钻出来,我们遇到的是没有恩怨的村民和更为空旷的田野。

　　长途跋涉需要携带水和食品,但我们必须隐瞒真情不被家长知道才能到那么远的地方,这使我们无法做起码的准备(当时的经济条件,很少有人家里在正餐之外剩有食品),必须在预定的时间内赶回来,免得被家人察觉,又加大了我们的运动量。

　　我们在路上寻找一切可供饮食的东西,偶尔路过的井和埋在土里的甜草根,在童年少年的很长时间里,这种甜草根是支持我们到荒郊野外漫游的重要食品,我很难知道咀嚼它真正有多少营养价值和赖以充饥,但每当我们能够寻到一根又粗又长充满水分的根叶时,我们总要欢呼,那种兴奋,是我长大以后吃任何饭馆宴会都不再有的了。

　　路途遥远,桑叶的保存非常重要,我们通常备有一块布和一个塑料袋,如果再有机会,我们会给叶子撒上些水,再用布包好,放入塑料袋中。

　　回家途中,疲劳过于喜悦,目的地和路途是一定的,只是需要付出体力,但有时因为黑夜已经降临,恐惧和焦急使我们没时间感到疲劳。另有些时候,路上会遇到同样采集桑叶,却没有收获而又比我们强大的孩子们,这是最为恐惧的,强大意味着一切,一旦落在他们手里,辛勤劳动的成果就将归他们所有,假如他们在取走我们塑料袋之后,不再在我们屁股上踹上一脚或在后脑勺上抡上一巴掌,就算仁义了。

　　好在我们是如此弱小,我们的胆子自然也像老鼠一样,我们常更先发现寻找我们的猫们,依靠我们对复杂地形的熟悉,他们不容易捕获我们。

　　那时我还没有听说过冰箱。北方春天的干燥使我们必须用湿布将桑叶包起来,湿布包起来的桑叶很容易腐烂,很快,我们再进行一次跋涉,搞来新的桑叶。

　　蚕们在生长着,起初我们必须用干的毛笔将他们从蚕纸上沾起,放在牛奶草上,随着一次次蜕皮,黑的蚕们变白了,越长越大,可以用手拿起并放在手上观察了,后来,在它们的爪子上出现黄色,很快它们将要吐丝,或者是蚕变成茧,或者按我们的要求,将他们放在很大的玻璃上,没有直角,可怜的蚕们只好将丝吐成丝纸,再后来,它们变成了蚕蛹,然后蜕化出蛾,在报纸上洒下金黄的籽,它们便完满地死去了。

　　那些或白或亮或金黄的蚕丝蚕茧令人神往,只可惜那么些年积蓄下来的蚕纸没有保留,积攒一定量的蚕丝是可以派做用场的,但我攒下的蚕丝们做了什么,却毫无印象了。

　　在我的新工作室的前面,有几棵非常大叶的桑树,春天的时候,每天在叶子间寻找紫红酸甜可口的桑葚,一面搜寻儿时养蚕的感觉,询问了几个朋友,也未得到一小片蚕籽。

　　前几年住辅仁大学时,在路上偶然遇到一小朋友,手里抱着盒子,盒子上面是玻璃的,内中放了那些桑叶,上面爬了一些还很小的蚕,我兴奋极了,同那个小朋友相约来年讨些蚕籽,重温童年旧情,但不出几个月,不得不从辅仁搬走,那个小朋友再也未得见,重温旧情的希望便也无从谈起。但能够在大马路上发现那孩子手中抱着的蚕盒,这本身便可以给自己安慰了。

　　夏季过后,,母亲自邯郸搬来,偶谈起桑蚕的事,不想母亲说带了蚕籽来,原来在邯郸的侄女方涛也是喜欢养蚕的,母亲原本是为了孙女喜欢,没想到也令儿子一场大欢喜。

　　现在,我再拿起笔的时候,已经是又一年了,在去年,就是我得到蚕籽的那一年,我如愿地养了好多蚕,虽然院子周围有很多桑树,采摘桑叶如此容易,我依然召回了儿时养蚕的诸般喜悦,当蚕们完成了自身的使命,重又留下一大张一大张的蚕籽的时候,我又得到了些儿时未曾有过的体会。我每天或仔细认真或匆忙草率地喂养这些蚕们,不知不觉地在很短的时间里,它们不声不响地走完了一个生命周期。我们自身的生命周期肯定要长些,但就生命而言,我们也不过是放大了的蚕们,当我将这些蚕们同自己做了一个对等的比较以后,我很无奈,无奈中心里又清明了许多。于是我劝周围的朋友们养蚕,朋友们问,有什么用吗?我说,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观察一个生命的始终,而且是在我们身强力壮,绝少有机会去想到生命终点的时候,不太沉重地对生命有一个起码的认识。假如等到我们自己生命垂危的时候,才去体会生命的味道,不太被动了些吗?

　　现场之外7

　　我们常对人类的行为感到失望,这是因为,我们把对人的标准建立在一个非常现实的基础上。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人该为善为美,或是由于被教育的结果认为人的行为是应该非常美好的,让我们想想在涉及到我们利益的那些时候,我们心里曾有过的不好言语的盘算和已经做过但自己以为再遇到同样情况肯定不会再做损人的行为,我们还不明白这世界其实是它本应该有的样子。

　　我们多愿意只自己做恶事而别人都做好事。或者,我们多愿意别人不再做恶事,从而自己也不用作恶了。

　　与其说想要表现不如说我想拷贝,不是拷贝儿童的天真烂漫、一厢情愿地假想人类,而是现实的人,这样一些人就像滚动着的球,稍遇阻力就改变方向。或者是静止的球,稍有倾斜就向一方滚去。这些人既不风残也不善良,不过看机会让他如何表现,他们随时可能做英雄、做强盗、做雷锋、做贼、做普通人……

　　自从有了人类文明,我们就对崇高和尊严投入了所能拥有的最大热情,这正好像一个穷人对金钱的热情一样,但是谁都知道渴望尊严和有尊严是两码事。对我们来说,人类是尊严和崇高的,就像我对你说地球永远是黑夜或者白天一样扯淡,只看白天地球才永远是白天的。

　　别责怪我们没有了对尊严和崇高的膜拜,就像我们从来没责怪你们闭着眼睛不敢正视世界一样。

　　如果那些流行着的许多文艺作品可以堂而皇之地有一席之地,那么鸦片和麻醉剂就该毋庸置疑地有合法地位。

　　别人说我们是泼皮的或严肃的都无所谓,因为我们不会为了别人的看法故意泼皮或者严肃,我们看做什么角色对自己有利让自己舒畅。爱谁谁,别人的看法全作狗屁。

　　绘画时,当我想这一部分应当均匀,它很快就被画得均匀了,但当我想用什么办法才能画的均匀那就糟了,技术问题成了难以攻克的难关,只有等忘记了这个问题,它才能得到解决。

　　我们从大多数人不愿看的角度看世界,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是极不道德的。但这个角度并非像我们通常讲的是人家的伤疤,我们不去揭开的时候人家好好的,我们如果揭去了,人家很疼,也无益处,为什么它不会是脓疱和瘤子呢?

　　许多吵着喊着搞艺术的人全看不到人的存在,从来想不到艺术并非是凭空飘起的一朵云,结果所谓艺术不过是一种花哨摆设,扯淡勾当。有一个故事说,沙漠中一个长途贩运者,想解决自己的性欲望,将骆驼身上的货物全卸下来,堆在骆驼的身后,正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同骆驼云雨一回的时候,骆驼向前漫不经心地迈了一步,商人不得不下去,重新做起准备工作,如是许多次,正在焦急处,看到几个匪徒追逐一个女子,企图施暴,商人过去,解决了几个匪徒,那漂亮女子非常感激,一而再恳求商人让她做些什么以报救命之恩,商人实在推辞不过,想了又想,说“那你就帮我牵一下骆驼吧”,这样,终于解决了火样燃烧的性欲望。对男人来讲性欲是同女人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商人却为解决性欲而没意识到这漂亮女子的存在,艺术是同人的存在密不可分的,而艺术家们却宁可为了追求美而无视人的存在。

　　献媚的人不再只是堆笑脸、说好话,而是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或者批评或者表扬或者中立等等,而被恭维的人呢,心里想着50%的可能这人想讨好自己,暗暗地大打折扣,心里凉凉静静的,任你怎样,不为所动罢。

　　过去的人生活得有滋有味,他们有些痴,但不至于昧心,他们精时,不至于劳心劳神。文明人类的弱肉强食把人往极端里塑造,痴者,是些呆傻不健全的人,精明者,势必往更聪明群里去,这才勉强维护自己的利益,若稍有些痴意,怕就被强者食了。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累。我们很累,但我们得活着,我们得变得更聪明,一个无法摆脱向上盘起的怪圈。

　　为什么我们是失落的一代,这是扯淡,只是因为别人想让我们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思想、生活,好让我们像只家养的大肉鸡一样满足他们的私欲,而我们却偏偏不,既不按他们规划的模式生活,又不拿像他们一样的俸禄,而偏偏不饿死,还比他的更有钱、更轻松、更愉快,有更多的时间闲扯风景,于是我们就成了失落的一代人。其实从那些先生们的心底里,恐怕这是该枪毙的一代人吧。

　　为什么不谈一谈永恒的爱情主题?这就好像朋友们在饭桌上你不好讲倒胃口的笑话一样。纵观历史,无可奈何,无聊的感情至少像英雄主义一样在文艺作品中作为永恒的主题,不同的是,它使我们更真实。

　　我想与人亲近,但接近人时心里提心吊胆,这是与人友善的天性和幼时的经历造成的矛盾(还加上以后的所闻、所见、所遇),我在这种矛盾中生活,有时我是一个人,与同类们一起游戏,有时我是天上的一朵云,与人无关,畏怯的旁观者,冷眼看着人。画正是在这种生活中产生的,我喜欢用比较长的时间完成一幅画,把这种矛盾的感情反复得多些,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

　　艺术为我提供了一种可能,除此就没有更重要的意义了。所以所谓对艺术的看法这样的命题未免有舍本求末之嫌。这就好像语言为我们提供的可能一样。我们用语言阐述我的见解,但我们对语言该有什么看法,你能顺畅地实用它就是了,那些看法算狗屁。

　　画里需要一点张扬,好将观众吸引过来,停下脚步;但只需要这一点儿,绝不能再多了。就好像我们喊叫一下,剩下的是静静的呼吸,有点谦虚、有点悠闲、有点安静……那样一种感觉。

　　在吉祥戏院扑克玛亚演京戏,寒松哭了,因为玛亚表演得很成功。中国人讲泪不轻弹,最近就更少看见有人哭了,哭或许也变成技术问题了,没有那种切肤之感,哭什么?没有需要这种姿态的场合,哭什么?

　　盲人神枪手的枪口前有无数的点,每一个点上都写着十环,他只需要扣扳机,拿去神枪手的奖牌就成了。这太荒唐了,因为神枪手绝不是这样的意思。

　　许多艺术家。同盲人神枪手一样的荒唐,他们不应及确定目标,因为没有打中目标的能力。不是所有能扣动枪击的人都是神枪手,也不是所有能行动的人都是艺术家,艺术家只应该是真诚而准确地表现了自己内心感情的人,而这种内心感情绝不是廉价的、庸俗的。

　　SONY公司是音响电器公司,它的目标是确定的,就是生产最精确几乎没有误差地拷贝声音的产品,它的结果是同目标一致圆满。

　　但日本人最初的目标若只是生产产品,这也不能算是目标,无论生产出了木头手枪、鞋子,还是录音机,都一概可以算是成功?

　　这是我们太多艺术家的悲哀,我们无法像真正神枪手一样确定目标,我们不敢正视自己内心的冲动,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把全世界都写上十环,这样简单,而且势必世界大多数人不敢如此,我们做了,我们就是艺术家了。

　　SONY公司不妙与结果一致,是因为它有一牢靠的中间过程,这正好像真的神枪手在靶心和扳机之案件有一个牢靠的技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你生产什么电器,你做什么神枪手。

　　但没有人说,你是什么艺术家,你会干什么?你有什么技术?

　　那种内心的目标是不好言喻的,但在画上是一目了然的,这因为画是一种语言,你说的好,自然就明了。

　　可怜我们许多艺术家是说不好这种语言的,只好胡乱搪塞一通,然后再用别的方法和语言贯通。

　　人和动物的食的欲望是普遍和廉价的,而人的优越正在于他可以吃糖醋的清蒸的红烧的等等。SONY的优越在于它有明确的目标和与之吻合的结果,神枪手亦如此。有吃美食的欲望,但没有能力,只好在垃圾堆里碰到什么吃什么,那是猪是狗,若再标榜,实在太让人寒心了。

　　布列松有本事让自己和主题之间和他在试着沟通的对象上,维持超然的低温。干这一行的,要是把拍摄对象的负担、忧虑、痛苦都放在自己身上的话,那非疯不可。

　　天空美丽极了,那些向无限展开去的云彩带给人无限的幻想的天空,然而到处都是人和人留下的痕迹,那些楼房,建筑,公共设施,汽车等等,统统阻碍我直接面对那么美好的空间,我由于无可奈何,终于冷静了,人所在的位置,再也不像我们孩儿时了,只有我、地平线、天空、幻想着的我面对着令人幻想的天空。接着我为自己这个小小的、极为不聪明的失望感到好笑,喜欢幻想的人更应该喝了酒睡觉,而不是拿了相机去找寻,相机所看到的只能是真实。

　　小时候最喜欢的活动,是长途跋涉跑到大平原悄悄隆起的最高的地方,看一看周围,心情很愉快。我们站在地上,远方却找不到地平线,我们的身体就在天上。

　　就像是在开无休无止的玩笑,我们总往好的地方奔去总被坏的东西挡住;不想要的随便就会闯进来,向往的永远有那么长的距离。

　　真实永远是相对的,在艺术上就更是如此。一幅画一幅照片,有时有更多的细节反而不真实,比如克莱因拍的《枪——纽约第103街和百老汇》(1954)如果换用了亚当斯的惯用技法,使高、低影调都充满细节,从枪口到背景花纹都在景深范围,那么这就绝不再是一幅好照片。克莱因的成功在于他把握了决定性的真实,这意味着我们平时习惯了的真实没意义了,必须扔掉了。

　　如果是真的朋友,他会对你的过失完全不在意,他不会介意分钱时你多得了他少得了,他的女朋友被你骗走了等等,如果他介意了,那就不再是不配是你对他恪守信义的朋友,你对他的承诺可以不去做了,你欠他的钱可以不还了,他的女朋友可以勾引了,他不够意思,你就可以用最流氓的方式对待他了。

　　牲畜长大了,母亲把它们赶出去独立生活;人长大了,父母会对你说这个不孝敬的东西,养你有什么用?此乃人的智慧。

　　为什么说更多的艺术家的创作无视人的存在这个基本前提呢?当人饥饿的时候,你说：“这鞋子多么漂亮”,当然,鞋子也是为人设计的,但仍然可以说你无视人的存在。很多画家想获得声誉,但或是由于愚笨或是由于狂妄而无暇一会人性的渴望、憎恶等习性。许多小说家的作品没有人看,小说家们找出各种理由,但王朔偏偏畅销,不光文化人看,痞子们也看,看了还说好。我们不能否认艺术家的创作非常精美,这就好像我们饥饿的时候黄金依旧是黄金,但不管多么珍贵精美,我们需要的不是它。

　　那一天我们在河边奔跑,我的身体猛然一陷,掉在一个大灰堆里,那是邯钢倒在河岸上的工业废物,表面上看去很平整正常,对于一个还不知危险是什么的孩子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陷阱,它的深度到我的胸脯,起初我只害怕被淹没,当我踩到实地以后,心里踏实了,开始叫喊,可是小朋友们不知所措,周围很远处的大人们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但我已感到了不正常,灰的下面有一股热辣辣的感觉,我得靠自己逃出来,于是我逃出来了,动作大概很像跳进泥浆池中的王进喜罢,皮肤遇到了风,热辣辣的感觉钻心地难受,我拼命往钢厂的排水管道跑去,因为除去那个地方,整条河里都是油,有时我们不小心沾了河里的水,就不得不用整天的时间擦洗身上又黄又粘的油花。我在排水管的温水里洗了澡,身上的灰遇了水起了反应似乎发疯了,我的恐怖已经超出了生理上的难受,我惊恐地跑回家去,没有去医院,也么有出问题。

　　钢铁厂是我们那个小城市的最大企业,污染大户,我们家距离那个工业区的直线距离不超过四百米,冬天,西风将烟尘刮来,早上能在院子里收到二两煤灰,若是夜里下了雪,白的雪上洋洋洒洒一层墨的炭灰,可谓奇景。从我们家再往东,直线距离不过一千米,就是城市的火车站了。再往东就是城市的中心地区。现代工业文明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我们的城市规划何至于此。

　　虽然那时我们叫嚷着救全世界四分之三人民出水生火热,我们的人民却极度生活困难。在我们院,大多数人家为做饭取暖的煤柴发愁,好在铁路上煤炭不能断,每家就基本上有一个妇女专职捡煤渣,其他的人,孩子或是男人,得空时也去帮忙,如果方便,就顺便偷一点,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我常想,假如我们人类不断处于一种不得已中,偷东西、说假话、谋算别人,这一切是否也会变成一种遗传因素而深入每一个人的骨子里呢?现在我常想到那一群群拿着破盆破袋疯了样的从煤渣堆、垃圾堆中捡拾的大娘大姐们,那一张张黑的脸一双双黑的手和手夹缝中黑的淤泥,那当时也透着生活的温情,可这温情中不更透着残酷吗?

　　这样取得燃料的手段是极不可靠的,所以每户人家要拾取积攒木柴供不时之需,做饭的时间里,经常会闻到一股让人透不过气的味道,便会诱人喃喃地嘟哝,谁家又烧棺材木了,用了棺材木是件极普通的事,或是因为事先不知道,或是因为别无选择。每当午餐或者晚餐时间满世界冒出那股味来,就听到大人们低声地诅咒,尽可能关起门窗,正常地用餐,因为经常有这种气味,但我们不能经常觉得恶心。

　　西边宋家的三个兄弟是我童年少年从未打过架、斗过气的朋友,印象里,他们全家总是非常和善。但有一次,我们在房后桥边玩耍,恰遇机务段的工作人员推着手推车倾倒垃圾,我们一帮人跑过去,发现这堆垃圾中有非常丰富的铁、铜等物,于是我们扑上去,但我很快发现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宋家三兄弟疯狂地向前,一反平日里的脾气,面对一群手执专业抢夺垃圾的叉子、耙子的人们,他们三个迅速地做了分工,一个保护已经拾得的物品,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每一个垃圾场里,通常都有专门偷窃别人抢出物品的人,另外两人迅速加入到人群中,他们甚至极为迅速地用拾得的铁丝做成一个三爪耙子,一个大垃圾场中至关重要的工具。

　　垃圾场中的活动,是当时大多数家庭维持正常生活的必须工作,很多这样的家庭,是第一代由农民转入城市人口的,虽然有一个庞大的家庭,每个家庭中养育三四个以上的孩子,但往往只有一个人在城市中有固定工作,失去土地而又没有城市工作的人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想象什么是绅士生活和做一个体面的人。

　　在经济方面,我的家庭是幸运的,双职工,收入较很多家庭多出一倍,只有两个孩子,至少较别的家庭少一倍,加上父亲在这方面对我们经常要求,使我没有必要必须加入捡垃圾的行列,但是人固有的贪欲和当时的普遍影响,使我经常奋不顾身地冲向前,那种忘我竞争的过程,也许是真正吸引我的所在,在少数时间,我所努力争取的物品,不过是为别的人多换些钱,我将从垃圾中抢出的东西交给别人。

　　住在后排房的吕文书,是我们那一带有名的共产党员,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到了文革将结束的那段时间,人们普遍感到增长的物质欲,需要些变革了,对于我们这些怯懦的各类分子,没有人敢于肯定自己的幻想和感觉,大概意识到武斗和以强欺弱的年代将要结束,他以出身贫穷而获得的崇高身份。（转自《方力钧批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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