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读到过马克思的一句话：“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0页)这和我心里的认同一拍即合。从小我就认同人的全面发展,我相信人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建立更好的社会,也是为了人健康、全面的发展。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把自己建设得更好,也就是说要使人类和每一个个体变得更健康,更完美,这才是人活着的真正目的。正是在这个基本理念之下,我想在未来社会当中不再有单纯的画家,而绘画只是人类活动之一,所以只有把艺术作为自己活动之一的人。

　　现在大家看到这句话,可能会想：哎呀!你这不是和杜尚想的差不多嘛!其实不是。杜尚的一生的确是把艺术作为自己的活动之一,而且时刻避免以艺术家自居,他曾经表白说：“我对艺术本身真是没有什么兴趣,它只不过就是一件事儿,它不是我的整个生活,远远不是。”有人曾经感叹：“杜尚最好的作品是他的生活。”然而,可惜的是杜尚对待艺术的态度,作为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挑战,虽趋向于走出自身、表现自身、传播自身,却并没有超越自身,最终停留于自身。所以他对整体的人的生活、人的存在的思考不多,遑论人的全面发展的宏大设想,他的选择主要是出于个人的发展,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无涉。

　　其实这个论题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讨论,而且同我们每个人都直接有关。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们现在画家也好,音乐家也好,都是特定历史阶段专业分工的结果,是由于社会产品不够丰富、生产力不够发达、社会不够健全造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都将获得改善。在我的理想当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人的全面发展。若作形象的比喻,有点儿像是孔夫子所说“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我的理解就是每个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每个人都努力在对人类整体作出自己贡献的过程中,把自己的生活建设得更充实健康,使自己更加完美。这才是人生在世的最高理想,而不是说我占有多大的财富,或者拥有多大的权力。

　　当初建立这个基本人生理想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那也正是我在探索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最初阶段。我还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整个社会的必然趋势,看成是我要在自己的一生中具体实践的人生理想。所以从小时候起,在艺术和做人之间,我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先入为主的这么一个观念。其实,对做人与为艺关系的认识,在我还另有一个从中国文化里流淌出来的源头。

　　中国画的最高境界不是写物,而在于表现画家的精神人格,所以论画讲究的是“品”、是“格”。父亲的艺术思想,也本于中国文化的这一精神传统。他一向认为,与作画相比,做人是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事。他赞同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认为艺术只不过是“据德、依仁”之余事,始终坚持“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父亲常说：“我是个读老书的人。”读点旧书是读书人的常事,但父亲不同寻常的地方是他读过之后就实实在在地去做,而且做得那么认真,做了一辈子。父亲忠直坦诚、豁达仁厚,道德感极强,律己甚严。对于人情世故、做人的“诀窍”,他既不想听也不想看,别人劝他,他总是淡然一笑。他远离利欲,蔑视虚荣,沉浸在自己高远的精神世界里,是一个重精神、轻物质的人。

　　20世纪50年代,他将一幢私宅连同一个大院子赠送给国家,自己搬进了宿舍楼。1960年秋的一天,苏联画家斯托列托夫受全苏艺术家代表大会委托,专程来杭州,授予父亲“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证书,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那天正好下雨,父亲就穿着平时的那套旧中山装,足上一双元宝套鞋,撑着油纸伞,出席在杭州饭店隆重举行的仪式。斯托列托夫感叹道：“见到了潘院士,他是如此诚挚善良的人,我们需要善良的艺术,由善良的人来创造!”赞扬父亲“用处女般纯洁的良心保卫和平”。父亲的画室,除了书橱书柜和一张大画桌以外,也就是几把藤椅,桌上摆的就是几块他从雁荡山、黄山带回来的石头,墙上挂的是两幅他自己的作品,和他老师弘一法师的书联“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

　　我在儿时经常听父亲谈起在人格风范上让他敬佩的人,除了家乡的一代名儒方孝孺之外,一位是经亨颐,另一位就是李叔同。父亲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经亨颐是这所浙江文科最高学府的校长,人称“强项公”,有“人格教育”的著名主张。他曾说人生好比一碗清水,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以便使这碗清水发挥各种作用;而职业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浙江第一师范在“五四”期间与北京大学遥相呼应,成为江南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心。父亲曾经跟我说,他在第一师范的时候,跟他特别要好的一个同班同学就是“五四”运动的时候杭州学潮的领袖宣中华,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父亲当时也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他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脸曾经被刺刀划破……从一个健康、完整的人的意义来讲,父亲其实是个素质全面的人,他是一个可以做学问的人,也是一个可以领兵打仗的人。他只不过就是学了画画,所以在我看来,画画对于他来说也是偶然的。

　　李叔同在第一师范主教音乐和绘画,除成立洋画研究会外,他还组织成立了中国院校第一个以研究印学为宗旨的金石团体“乐石社”,出版印集,举行春季大会,师生在一起交流、切磋印艺。李叔同倡导“先器识而后文艺”,是学生敬重的楷模。因此他的出家,是我父亲一辈子不能忘记的事。关于李叔同的出家,我仔细想过,李叔同才情过人,心智坚毅,他对人生确是悟得通透。他在做人与为艺的关系上做的很彻底,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个人生命的精神完善,生命的艺术“要透过佛法去实践,去完成”。李叔同的行为的价值在于唤起他人的醒悟。历来的宗教家都以自己的苦行和牺牲为世人示范,来验证人类自我超越的可能性。但在现代和未来社会,宗教越来越难以为继,连在寺院中也都难以找到一块净土。“上帝死了”,意味着人的解放,也预示了人在自我超越的途程上的无助。现代化历程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境遇,也改变着终极关怀的设问。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完全离不开身处的现代语境。自我超越和精神的自我完成,已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或者为了完善自我,而是需要在宏观的、宗教性的信仰问题上进行思考,在剧变中的社会和人的个体生存之间,找到具有普遍性的新的连接点。

　　我觉得父亲不仅在书画上获益于经亨颐和李叔同,他从两位业师的学问人品上获益更多。后来我整理父亲的画论,开篇第一部分就是“艺术与人生”。父亲有个观点：

　　“人生须有艺术。然有人生而后有艺术,故最艺术之艺术,亦为人生。”

　　每读至此,我都深有会心。父亲一生,视美育为人类精神自我完成的重要一端。这是我父亲给予我的先入为主的家教,这种初期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李叔同也是把做人看成是比为艺重要得多的一个典型。举凡绘画、书法、金石、音律、诗词歌赋、戏剧表演种种,他一学就会,什么都会做,而且都做得挺好,他也没把这些做得挺好当作是什么大本事。他根本就没把这看成是什么大的才能,他就觉得这是应该的。但是他觉得做人更本质。这种思想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从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把自己从事哪一种职业当成是根本的问题。和父亲一样,我也从始至今认为做人比做艺术更难,做人比做艺术更重要、更为根本。
(新闻来源:《静水深流---潘公凯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