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魏晋风度,古代士人那高旷雅逸的风采的确令人心驰神往。陶渊明是“隐逸诗人之宗”。他的身上,充满着古代只是分子追求个性价值的信念,激荡着儒道思想交融的厚重内涵。他是“达泽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信条的最彻底的实践者,是文人高洁品行的万事楷模。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率真、醇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与经历,连同他的作品,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精神家园。认识陶渊明,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人。

劳动创造了美,但并不是从天生就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陶渊明第一次用诗人的眼睛发现了劳动人民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之美。用诗歌将之强化,赋予劳动和田园特有的美感形式。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放下了士大夫很难放下的架子,参加一些农业劳动,在劳动中探求和确立生命的意义。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他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本来也曾期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可见他的胸怀。但他正是从劳动中取得这种开阔无垠的宇宙胸襟的诗人,其诗之中的感情也因接近土地而变得真切朴实。《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

陶渊明之所以表现出“澄之不清,扰之不浊”的深广意蕴,与他将精神额根须深深地扎入神话传说是密不可分的。

陶渊明对神话有着浓厚的 ,他从神话传说中有意无意地汲取精神营养,如物我生命一体的精神、抗拒和超越死亡的精神,他接受的神话说主要来自《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他还对神话传说中的幸福世界进行了个性化的接受与转换,借助神话抒发隐忧,深刻表现在陶诗对拟人手法的运用上,有时是以我拟物,如在《杂诗十二首》中：“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有时是以物拟物,如在《游斜川》：“弱湍驰文鲂,闲各矫鸣鸥”。此外,他喜欢写失败的英雄,并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的力量,这与神话中失败英雄叛逆精神的汲取分不开。其代表作是《读山海经十三首》,诗中直到结尾才写到夸父的失败,但又不是正面写,而是侧面写。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如《劝农》诗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时运》诗说：“黄唐莫逮,概独在余。”《饮酒》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近处清幽自然,远处是杳杳南山,心中存在的是自在的归意,归趣十足。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面对社会陷入黑暗,他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反映了他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虚构的,这是按照某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此外,他多次直接用到儒家的“仁义”、“孝友”、“君子”等基本概念。重视亲族之间的关系,这无不是他接受儒家思想的明显表现。

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关注当时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活的解脱？这方面上,我们首先看到他对生命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中阐释的最为明显。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向往。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观是追求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任远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和平、旷洁悠远的外貌。这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动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陶诗中最集中的就是写田园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有《归园田居》、《饮酒》外,还有《移居》、《咏贫士》、《杂诗》等。

陶诗显然还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词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上,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

纵观陶渊明的一生,四十一岁以前主要在仕隐之间徘徊,后半生以隐为主,思想倾向于道家的顺应自然的主张,成为隐逸诗人。他可以为国家社稷泣血修心,也可以毫无眷恋与山水融为一体,两种滋味都经年累月地尝过,人生已经没有任何遗憾,死亦没有什么好说,唯求逐清风归去,偶闻几缕酒香,与大自然继续同在。此种平淡,如山泉沁酒,令后世甘之如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