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后,寿山石、青田石成为印章的主要材质,印章在刻制上容易起来,于是在书画家、文人乃至官员中普及开来。印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名章,刻上自己的名号或书斋名,还有一类是闲章,把自己喜爱的词句提纲挈领地刻出来,别有一番天趣情趣乃至谐趣。

民国时期著名画家吴湖帆,二三十年代在上海享有盏名,据载,他的一侧鼻孔经常窒塞,多方求治无效后,只得听之任之了,于是请人镌刻一印：“一窍不通。”把现成的一个成语借过来,谁读了也会忍俊不禁。

清代的袁枚在诗坛上红极一时,诗词凡经他一点评立刻身价百倍,所以他的宅邸“随园”经常高朋满座,他出行前呼后拥好不显赫。有一门生刻印云：“随园门下士。”及到衷枚死后名气日下毁者日起,此人复刻印云：“悔作随园门下士。”人情之炎凉闲章中可窥一斑。

清代笔记《养吉斋随录》记,桐城石甫莹工文词,吏事亦精敏,道光时曾擢拔为台湾道台。一次入见道光皇帝,道光问他,你的文字甚佳,怎么当时不入鞠啉,院？石甫莹答,臣字写得不好。“命进册子,上览良久,云：尔书太劣。”石甫莹事后刻一小印,印文为“天子知臣不善书”,将彼短变成了一种炫耀。

闲章确实可以作为炫耀,成为身份的标志,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官山东潍县县令,善画竹,他曾刻有一闲章,将功名全部刻在上面,其中有“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等。为什么这样,清末书法家钱名山的做法是对社会的一个讽刺,原来,凡不相识的人来向钱求字,他必铃上“癸卯进士”闲章,人问其故,他说来求书法的所关注的是我的科甲功名,不是重我书法也。

闲章显示书画文人的闲情雅趣,也透露其好恶喜怒之信息,如近代藏书家马太龙自刻一藏书印,称自己为“书奴”。及发现书被人偷去,刻了一方“窃书非雅贼”的闲章盖在书的扉页,用以“警贼”也。

闲章并非皆是雅句美文,更有大白话的,书画家赖少其先生在年逾七旬之后,自刻一枚闲章“来不及了”。惜时珍日自励自勉,文白其意却奥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