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和学者。他的《广艺舟双楫》求新尚变,为晚清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可以说,《广艺舟双楫》给中国的书法艺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康有为提倡临习六朝碑刻,力斥帖学的披靡之风。当然,他的论述也不失有一些偏颇和激越之处,如他的“扬碑抑帖”、“尊魏卑唐”等态度和结论作为争论的焦点,引起了当世及后世学者的诸多争议。其中的偏颇论述引发了后人的很多批驳和思考。然而康有为作为一位博学的学者,必然知道学术研究所最为重要的就是论述的客观性。可是他的这本书学理论却恰恰表现出其学术研究的客观性的缺失。何哉？康有为形成这种书法理论以及带有偏颇性质的论述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探其原因不外乎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笔者此处试从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晚清书法艺术柔媚无力、面貌单一

　　书法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诸体已备。书家在开创新字体方面已几无建树。于是更多的书家都纷纷下功夫于个人风格的树立。后世的书家都以“二王”的书作作为典范,将其书作中的高雅灵动的气息作为自身修养和追求的毕生目标。于是先贤的墨宝被翻刻描摹了几百年,至明清时,自然面目非矣。其间书家们又不断参入个人风格。由此观之,辨其源流尚难,更不必说再变出新的风格了。鉴于这种状况,阮元首先提出了“碑学”之说,要求以此来补救帖学的弊端。自此,中国书法的风气大变。阮元的学说适应了时势的需要。这个理论又得到了包世臣的肯定和进一步发挥,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当然阮元的理论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他主观地把碑、帖对立起来,因此得到的结论也难免牵强。这是后世学者所共识的,这里不再赘述。时至康有为,阮元的《北碑南帖论》的学说被康有为否定。包世臣的理论也得到修正和补充。

　　另外,此时为符合科举考试的要求所形成的“馆阁体”书风也反映出此时清代书法的疲靡之风。这种书风千人一面,单调呆板,是对思想的禁锢,不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道光以后,死守帖学者大多笔力柔媚,面貌单一,日渐衰微。“馆阁体”书法进一步走向僵化,帖学也逐渐衰落。阮元、包世臣的碑学思想是正处在帖学的衰微而碑学蓬勃兴起之时,思想先进,不恪守陈规陋习,推崇一种自由的放达之风,这与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有所契合。康有为便顺应了这个潮流,把碑学思想理论系统化,进而将碑学推向巅峰。但要指出的是,康有为并非完全地抛弃这种官方字体,在《广艺舟双楫》中,他专门开了一个章节《干禄》来进行论述学习“馆阁体”的方法。由此可见,康自身也是存在着矛盾的,既反对唐书的法度森严,又不得不对学习这种书体进行专门的论述,这反映了康有为追求自由却被现实情况所束缚的矛盾心理。

　　(二)金石学兴起推动碑派书法 仿古奇趣受追捧

　　众所周知,清朝尤其是康、雍、乾三朝的思想统治是严酷的。这三朝大兴文字狱,弄出了许多冤假错案。经世致用之学充满了危险,动辄便招致杀身之祸。于是,为了明哲保身,许多学者都转为研究考据之学,使考据之风风靡一时。考据学的兴盛带动了文字学、金石学的发展,这大大地刺激了书法艺术的创作,并为之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金石学的兴起和发展直接推动了碑派书法的逐渐繁盛,从而扭转了传统帖学书派的取法范围和审美取向。“仿古”的奇趣成为很多书家所追捧的对象。金石考据学的兴起和发展为碑派书家寻碑问石,进而推广碑派书法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三)列强的入侵激发了民族的自强心理

　　这一时期,正是中华民族外受列强侵略,内值奸臣当道,国势衰弱的时代。仁人志士渴望着国家的兴盛、雄强的心理也影响了文人墨客以及书法界人士的审美情趣。柔靡的帖学书法在清初人们对董其昌的极力推崇下走向末路,这种媚态毕露的书法已经再无力表达书者心中面临亡国的悲怆。而此时正兴起的碑学书法恰恰以其雄强古朴的气质发展起来,并得到人们的青睐。这一点直接符合了康有为救国图强的志向,因此倍受康的推崇。

　　(四)政治苦闷的转嫁

　　康有为写《广艺舟双楫》时,适逢上书不达,颇遭攻击之时。“自黎纯斋后,无以诸生上书者,当时大恶洋务,更未有请变法之人,吾以至微贱,首倡此论,朝士大攻之”。其友黄绍箕与沈子培劝他“少发议论”,于是他才“翻然捐弃其故,洗心藏密,冥神却埽。摊碑摛书,弄翰飞素。”康有为这里所说的“翻然捐弃其故”并非真的心甘情愿的“捐弃”,而是一种不得以而为之的暂时妥协。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还曾提到：“以知天下事无难易,专问立志何如,昔之极难者,后或可竟行焉。……故学者必在发大愿,既坚既诚,久之必有如其愿者。”由此可见康有为并非轻易放弃自己志向的人。

　　再如,《广艺舟双楫》开篇即提到“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则刻镂其精,冥縩其形为之也。”说的是“可著圣道,可发王制”的事就要不遗余力地去做,表达其忠君报国的思想并未因为现实的阻挠而动摇。接着他又说自己“旅京师,渊渊然忧,悁悁然思”。如此直抒胸臆地表达内心的苦闷。正是因为变法图强的事一直萦绕心头,才使得他“渊渊然忧,悁悁然思”。这样,他又怎能真的“翻然捐弃其故”呢？正因为他对心中的大志既放不下又无力表达,郁结于胸,终要发泄,才有了《广艺舟双楫》这通篇的“求变思想”和激越言辞。

　　文中即有例证：“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前几句先谈“变”,而末一句指出“书变”也是这些“变”中的一种。显然前者的“变”范围更大一些。康氏在这里已经有意或无意暴露出他的政治倾向。因此,也可以说《广艺舟双楫》是康有为政治苦闷的产物。

　　(五)个人的价值取向

　　康有从小就志向远大,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提到自己十一岁的时候就已经“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

　　康有为的志向在于救国图强,在于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政治家,而非一个杰出的书法家。可以说康有为丝毫不避讳自己对书法艺术的轻视和鄙薄。

　　“夫学者之于文艺,末事也；书之工拙,文艺之至微下者也。学者蓄德器,穷学问,其事至繁,安能以有用之岁月,耗之于无用之末艺乎？”

　　“赵壹《非草书》曰：‘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诚如是说,书本末艺,……”

　　由此可见,在康有为看来,还有比书法艺术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他毕生所追求的政治信仰。因此,他在《广艺舟双楫》中通篇谈“变”,也只是借谈论书法而抒发其政治情感而已。而现实状况的阻挠导致其内心的压抑,才使得他的论述颇为慷慨激越甚至是偏颇。

　　(六)个人的审美趣味

　　康有为之所以大力提倡碑学,推崇魏晋南北朝碑而贬斥唐碑,是因为魏碑的书风雄强茂朴、奇逸恣肆,有一种阳刚之美；而唐碑相比之下则显得纤弱拘谨,更显出一种阴柔之美,且法度森森,有束缚自由之意。唐代的书法规则恰恰是与康氏的博大志向和自己思想相抵触的,因此必然会受到康氏的贬黜。

　　综上所述,《广艺舟双楫》虽然存在着争议,却仍是晚清最重要而又最全面的书学理论专著。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其艺术价值,对康有为及他的这部理论著作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