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吴昌硕,总有种复杂的情绪。数年前,曾跟一位藏家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看吴昌硕的画,有些画看了五体投地,有些感觉就是胡乱抹一下。

    他说,对,但即使是胡涂乱抹,也比齐白石好。

    为什么？

    因为吴昌硕有文人气。

    那怎么吴昌硕卖的不如齐白石？

    因为懂的人少。

    作为海派后期的大师级人物,在近年来艺术市场的疯狂膨胀增值背景下,吴昌硕的作品市场价格也算高昂,但却不如齐白石耀眼,更不符合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这个嘈杂的市场中,新晋藏家习惯于瞩目齐白石和张大千,而老一辈藏家却常惋惜于吴昌硕不敌齐白石。这是因为后者因衰年变法而一举成名,但这“变法”很大程度上是学了吴昌硕。

    虽然在业内,眼光较高的藏家普遍认为齐白石在艺术上的成就不如吴昌硕,齐白石也曾自言“一生没有画(超)过吴昌硕”。但观察齐白石成名以后几十年来的市场表现,“学生”反而比“老师”要高。个中原因,有几种说法,一是认为吴昌硕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好的太好,差的太差；另一种则认为他活跃画坛的时间较短且距今久远；此外还有一个令人尴尬和惋惜的原因,是他作品中的文人气质和内涵不为大众所理解和欣赏。

    而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的命运,就像漂浮在大海上。若顺洋流而走,可能到达大洋彼岸,但也不能排除暗礁沉船风险；但若逆势而上,则一定不敌天数。当我们观察吴昌硕的艺术生涯,在他和时代的变化中找这最后一代文人画复兴和终结的原因时,发现他的成功在于顺势,而如今相对的落寞则缘于他固守自己艺术信念的静止。

    生于激荡时代

    吴昌硕少时贫困,但他的父亲吴辛甲是一个读书人,喜欢治印,虽然落魄,却一直教儿子读书和篆刻。所以吴昌硕的金石功底从小就开始奠定,并在长达几十年的练习中渗透进了艺术生命的血液和基因里。

    少年成长时期,吴昌硕尚处在封建社会中,还考取过秀才,虽然仅仅做过一个月的官就解甲归田,但旧时代在他身上的印迹是很明显的,他用了五十多年的时间试图去做一个文人士大夫,当不得已要以卖画为生时,他对传统文化尤其是金石文化复兴的执着贯穿着整个艺术生涯。

    他的青少年时代恰逢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动乱使他颠沛流离,丧失骨肉家园。51岁时,吴昌硕还随军北征过一段时间,国破山河在的满目疮痍让亦他心里有种不屈的复兴传统中华的心志。

    种种际遇,集合成吴昌硕的矛盾心理。他渴望成为士大夫而不得；终于有随军报国机会时,却已垂垂老矣；他喜爱金石艺术这种古典文化收藏中的高雅门类,但却要以卖画这种当时士大夫不屑为之的行为来养活家庭；他生时清廷尚在,长于国破之际,成名于西化的上海,虽然心中坚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有力挽狂澜之气概,却不敌时代大势。

    金石刻进骨血

    金石是吴昌硕生命里一个至关重要的词。在几十年的篆刻训练过程中,这门艺术的美学风格已经渗透进入了他的艺术基因。吴昌硕少时就承父亲教诲,十岁持刀奏印,学习这件风雅而刚硬的事。青年时代,吴昌硕倾心杨岘,拜师于门下,以学习北碑为主。后来寓居苏州,结交金石学家吴大徵等人,得以遍阅大量金石墨迹,艺事精进。众多金石碑帖中,吴昌硕最爱石鼓文,甚至在金石学家吴大徵家中居住时,技痒将书房内的紫檀花梨桌椅板壁上通通刻满石鼓文,引得主人大怒。此外,吴昌硕还学习了训诂等小学,对金石学的学习不仅仅停留在临摹的层面,更到达了文化研究的程度。

    以金石笔法入画,对于吴昌硕而言,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他选择了大写意花鸟画为载体,将千百年侵润了金石文化的那些线条,改造成写意花卉的枝丫和藤蔓。这些线条成为自有意味的形式,将高古遒劲的风格带入简单的花卉之中,写意花卉也因此带有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品格。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文化移植和再生长,带有加冕的意味。吴昌硕还在构图上采取斜向,侧面的,顺植物生长之势的构图,呈现一种喷薄而出的生命力。他还在近三成的作品中采取花卉和顽石结合的构图,让画面厚重而清雅。他亦以钟鼎篆籀直接入画,为富丽堂皇的花卉增添文化之气。

    这种风格被称为金石写意画风。在吴昌硕的笔下,诗书画印这四种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不仅仅是从形式上,更是从内核上合为一体。

    顺势而昌

    70岁后的吴昌硕达到了一生的顶峰,虽然大器晚成,但成名速度却令人惊叹。从60岁自定润格卖画开始,仅仅用了十数年,吴昌硕就成为后期海派开山级的人物。

    而早期的海派,在几种力量的作用下,呈现较为分裂的形态。传统的因袭,使得院体画和非正统文人画成为基础；新文化运动的通俗趋势,使早期海派吸收了民间艺术乃至杨柳青年画的风格；西化的上海文化氛围又导向了对部分西画因素的吸收。

    吴昌硕以金石书法笔意入画,创立金石写意风格,在艺术中复兴古典的审美,拒绝柔美纤弱之气,顺应了国难之际人们的心理需求。吴昌硕的大写意花卉作品,面貌上笔力遒健,生命力旺盛,那些经历了家破国亡,丧失民族自信心的人们需要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生命和力量。而吴昌硕一方面迎合了市场,将自己的艺术进行合理的改动,一方面也引导了市场,将色彩浓重的民间审美文人化,以古拙典雅,而又生机朴茂的风格,重新恢复文人画的旧日风光。

    他融合了文人趣味和金石美学的作品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意象,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个完整丰富的中国文化浓缩版本。这一点对于吴昌硕的日本市场异常重要。因为日本人自盛唐始,千百年来向中国学习的历史过程中,民族基因中认为真正珍贵的东西,不是具体的某种技法或艺术门类,而是这种整体的文化意象。吴昌硕的作品有唐人的豪放,有金石的高古,有文人画的清雅,在内核上已经诗书画印一体,受到海外追捧,也是必然。

    贵人和机遇

    吴昌硕70岁时,王一亭投拜他的门下。王一亭有三个身份,书画家,工商家,以及日本商社大买办。

    吴昌硕60岁到70岁这十年,居苏州,在上海卖画,经常苏州上海两地跑。他迟迟不肯定居上海的原因是担心上海开销太大,卖画不能负担。王一亭非常欣赏吴昌硕,认定他若到了上海,一定能够坐拥地利人和,成为画坛的重要人物。在王一亭的劝说下,吴昌硕70岁这年定居上海。一开始,有过卖画不利的时候,王一亭甚至叫人偷偷买下,以安慰吴昌硕,听上去像是一种专属于旧时光的温情的人际关系。

    王一亭本身是上海工商界的重要人士,又兼具日本商社买办和书画家的身份,因而他的话在日本有不少影响。他的大力推介,加之吴昌硕作品本身具有丰富的诗书画印综合的文化意象,日本书画市场开始重视吴昌硕,以至于发展成为一种潮流,“东瀛之岛,得先生单缣片纸,珍若璆碧”。以至今日,拍卖行征集吴昌硕作品,日本都成为不可绕过的一个重镇。

    在1914-1921年这7年中,吴昌硕的画价倍增,高过张大千、吴湖帆以及溥心畬,日本人来上海求购吴昌硕一幅作品,开价100两银子。他被人们与虚谷、蒲华、任伯年并称为海派四杰,还被推举为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倾慕他的书画,为他塑了铜像,立在西泠印社小龙泓洞内。有老妇以为这铜像是佛像,合掌跪拜。吴昌硕看到此情景,则惊呼道：啊哟,我头好疼。

    沉默的结局

    而当时的齐白石寓居北平,尚未成名,为求吴昌硕为他写润格,而写下流传至今的“走狗诗”：“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轮转来。”

    这样的追捧听起来很不可思议,然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1922年,东京府厅工艺馆的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上,齐白石作品卖出220银元的高价,这样的“天价”却没有发生在更加资深的吴昌硕身上。此后,齐白石的价格扶摇直上,声名鹊起。

    对于这件事,吴昌硕选择了沉默。不仅他本人缄口不提,此后的文字资料,年表,传记中都难以查到只语片言的记录。但后来,他说过一句话“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这句话几乎是直指齐白石。而齐白石也借石涛的一句诗“老夫也在皮毛类”,刻成印章来回应。

    抛开两人的恩怨不谈,相比吴昌硕,齐白石的画的确更有民间色彩,更富于装饰性。画面结构也相对简单,细部的处理不够丰富,因而作品表面形式背后所蕴藉的内容就不如吴昌硕厚重。但,这一切都是基于传统时代的评价体系而言,如果换做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所流行的评价体系,齐白石的作品则更加鲜活,更加通俗,更加具有现代性。这也许是齐白石无意中顺应了他的时代。

    静止而成传奇

    时代在向前,吴昌硕却保持静止。新文化运动将一切变成大白话,吴昌硕坚守着石鼓文。当别人都已经成为职业画家,他还在凭吊文人士大夫的理想。他的不能被人理解,也可想而知。在此后近百年的艺术市场中,吴昌硕的市场价格一直和他的艺术地位不符。这不是特殊个案,而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所造就的市场取向和传统艺术水准之间的自生性矛盾。

    在今天这个越来越粗鄙的时代中,收藏市场上崇尚谈论的是尺幅,天价,明星拍品,升值空间,炒作者想要通过热门话题制造马太效应,投机者想要搭上顺风船捞一把清货,人们总是齐白石云云,张大千云云,而谁又真的读懂齐白石或张大千,遑论吴昌硕的文化内涵？

    然而对缶老来说,这未必不是好事。吴昌硕七十成名,半生坎坷,坊间的名声对他也许并无什么作用。即便声名鹊起之时,也是住在吉庆里的弄堂房子里,并不贪念花园洋房。人们与他讨论篆刻刀法,他也没有更多的花头卖弄,说“我只晓得用力刻”。吴昌硕所在意的,不是当世之名,而是自己心中那个学古而化,复兴传统的信念。起码在他自己的艺术实践中,他坚持着这件事。

    人不顺势也许不会成功,但一份内心的坚守,会成为一个纯净的传奇。所以即便不是被大部分人追捧,不在市场上创造天价,但总有人一直高度认可吴昌硕,将他的画放在心里,真诚地欢喜。即便那些粗头乱服看似糊涂乱抹的作品,“过二三年回来看,都会感到说不出的好。”

    晚年号大聋的吴昌硕,声称耳聋,来客说话,一概不答言。但好笑的是,家人低声说到缶翁贪吃,他必声辩不认多吃。1927年,吴昌硕84岁。有人送他十包家乡的麻酥糖,子女们担心甜食对他身体不好,只给一包,剩余的藏起来。不料被他看到,半夜私自起床取食二包,梗在胃中,无法消化,遂至不起。他的故去,像是跟世界开了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