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先生的成名作《东方欲晓》,描绘的是延安的窑洞,透过浓密的荆棘和依稀可辨的灯光。画面没出现人物,却描写了主席无眠的工作状态。除了构思的巧妙外,整个画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体,却是用那片黑糊糊、铮铮如铁般荆棘枝杈的浓重笔墨,颇有金石味,有一种雄踞天下的力量感。然而,据他私下里供认,他是从美协小院那肮脏的公厕内被严寒冻裂的瓦缸的裂纹中受到的启发。

　　学习中国画,每每感慨中国的古人有太多的时间和闲适,萌生出智慧。如屋漏痕、如锥划沙、如折芦、如兰叶,在大自然中玩味出线条的美感,营造出无尽的体味空间

　　中国人把原本用来交流的汉字,由于笔法的求美派生出了如“高山坠石”、如“勒马用缰”、如“篦之掠发”、如“鸟之啄物”等等运笔的体验来。书法艺术的流变之美,由于书体和个人风格的微妙差异,也搭界上人的精神、品性、心智、风骨等等,全在于点、划之间的体悟。也因此成为了文人雅士心领神会的第二语言系统。而这一切竟来源于高度抽象的符号化特征,也显然超越了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本身。

　　敏感的艺术家得到了形式的意蕴,也就获得了艺术创造的基本支撑。苏里柯夫创作《女贵族莫洛佐娃》有一段独白：“某日,在莫斯科的郊外,我看见雪地上有一只乌鸦,两只翅膀耷拉着,一只乌鸦停在雪地上,一个黑点停在雪地上,很长时间我没有忘记这个雪地上的黑点,后来我画了《女贵族莫洛佐娃》。”——由于形式的启示,一幅雪地上流放女圣徒的画面也因联想而呼之欲出了。

　　石鲁先生用粗壮的金锉刀笔法描绘荆棘,似乎并不在意那崖畔上荆棘丛生的真实与可信,但他在似与不似的描写中却获得了画面应有的气势和张力,也获得了迁想妙得的新意境。

　　也许,这种由感知到抽象笔墨转换的过程,才真正是艺术创造不可以或缺的智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