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黄永玉日前出版了其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的第一部。接受采访时,黄永玉表示,“鲁迅说,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死了。干吗要活在人的心上？用得着吗？把我送到火葬场,朋友们回到我的家喝杯咖啡,算了。”

　　鲁迅的确说过这样的话：“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语出《华盖集续编·空谈》,是他针对“三·一八”惨案中死难的四十七位学生有感而发的。从逻辑上说,鲁迅的话隐含了这样一个假定：人之所以不朽,是因为活在别人的心里。这同传统文人所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一脉相承的。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以儒家极力推崇的人格理想和人生价值,于积极的入世精神中以完善人生来坦然地面对死亡。这与鲁迅所言“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又是何其相似乃尔！所以,在我看来,虽然鲁迅先生那一代人以“打倒孔家店”己任,但是骨子里其实还是蛮儒家的,至少在潜意识层面是如此。

　　但黄永玉却完全是一副庄子做派：对身外之物并不在意,有钱则买,无钱不想；每天干活,对得起三顿饭就行了；“我吹牛皮干什么？我又干吗要谦虚？”诸如此类。

　　《庄子·列御寇》篇记录了庄子将死前的一段话：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廓,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济送,吾葬具岂不备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鸟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生死变迁在一般人眼中是相当严重的大问题,但在庄子看来却淡似春梦,了然无痕。他对于死生看得如此轻淡,所以庄子妻死,他不但不悲哀,反倒要“鼓盆而歌”。这同黄永玉“我死了以后,骨灰倒在稻田里,也不要江河湖海,不要搞这个,死的终极就是这样的”,实在别无二致。

　　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永玉和鲁迅先生“抬杠”,与其说是文人相轻,倒不如说是两种不同生死观的“互补”。而中国文化的高妙,也恰恰在于：我们不但有孔子的“入世”,也有老庄的“出世”,既有儒家的“伟大人格”,也有道家的“磊落人格”。